北京市检察机关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典型案例

2019年7月10日，郑某某被抓获归案。公安机关在其住所内起获伪造的信用卡共计290张（其中已被盗刷的有11张）及读写卡器等作案工具，在其电脑内提取出用于制作伪卡的信用卡信息。

被告人郑某某到案后拒不认罪，检察机关通过人物数据、信息数据、行踪数据“三对应”建立完整的客观性证据链条，成功办理“零口供”案件。引导鉴定机构对被告人电脑软件和读写卡器功能进行补充鉴定，确认被告人具有伪造信用卡的技术条件，同时查明了伪造信用卡的数据来源，追加起诉郑某某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获得法院判决支持。

（二）推动源头风险防范，保护金融信息安全

郑某某伪造信用卡实施盗刷行为的数据来源，系其在某大型连锁超市收银时窃取的顾客信用卡信息。检察机关从外在“病症”挖出内在“病根”，全面梳理超市经营活动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助力超市完善收银监管办法，加强员工普法教育，从源头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斩断伸向老百姓钱包的“黑手”。

另查明，2012年至2018年间，胡某某通过多家“空壳公司”，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从中收取千分之五左右的手续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金额共计人民币1亿余元。

近年来，传统的“倒买倒卖”外汇犯罪模式逐渐演变为“对敲型”变相买卖外汇犯罪模式，涉案人员主要通过注册“空壳”公司等方式完成资金非法汇兑，转移资金手段更加隐蔽，侦查取证难度较大。本案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与公安机关会商取证重点，及时调取电子数据和银行交易明细等关键证据，为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奠定坚实基础，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

（二）“穿透式”审查资金流转情况，全链条打击“地下钱庄”

司法实践中，非法买卖外汇活动往往与非法提供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等交叉融合，金融风险突出。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胡某某等人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同时，挖掘并斩断案件背后隐藏的“地下钱庄”犯罪链条，与胡某某等人关联的某金融公司高管赵某某、财务人员陈某某及牛某某等人均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两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本案系一起发生在汽车贷款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涉案人数众多，层级分工清晰，形成了黑产犯罪链条，给汽车金融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检察机关在厘清作案模式的基础上，从名义贷款人入手，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最终查明多起骗贷事实均指向张某某等同一犯罪团伙，将主犯张某某等人追捕追诉到案。同时，根据组织者、中介、名义贷款人等各层级涉案人员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分别以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实现对黑产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二）精准开展普法教育，扎牢信贷领域风险防火墙

本案中，犯罪团伙的行为不仅给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还将一批法律意识淡薄的名义贷款人拉入犯罪深渊。检察机关一方面积极促使犯罪分子退赃退赔，为金融机构挽回财产损失，另一方面针对汽车金融领域开展普法宣传工作，警示社会公众切莫为蝇头小利所迷惑而成为犯罪帮凶，促进金融机构加大汽车贷款的审核力度，有效防范信贷领域犯罪风险。

实践中，有的办卡“黑中介”以非法占有他人信用卡卡内资金为目的，在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后冒用，在扰乱金融秩序的同时，给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对电子数据、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记录等客观性证据的审查，全面查明案件事实，追加认定未报案被害人17人，补充认定犯罪金额共计人民币60余万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漏犯线索，积极引导侦查，以信用卡诈骗罪另案追诉其他办卡“黑中介”。

（二）多措并举追赃挽损，积极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两名被告人共冒用27名办卡人的40余张信用卡，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72万余元。为有效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及时冻结犯罪嫌疑人的第三方支付账户；通过适度开示证据、充分释法说理，促使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缴赃款。

（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助力银行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参与拍摄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以案释法，与银行共同开展普法宣传，帮助群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与银行建立定期联络机制，专门就涉信用卡犯罪案件开展交流座谈，提示金融诈骗犯罪风险隐患，助力金融机构完善内部风控机制。

本案中，田某组织其汽修公司维修工、车主等人在城郊道路等偏僻区域故意制造车辆相撞的虚假事故，共同骗领保险理赔金。由于汽修从业人员熟知保险理赔各环节核查重点，采取各种反侦查手段，极大增加案件查办难度。检察机关积极对接保险公司、公估公司，厘清保险理赔流程，对批量嫌疑交通事故进行模块化、类型化梳理，根据证据还原事故现场，依法追诉多起犯罪事实。

（二）强化检察能动履职，助力保险行业共治

针对该类犯罪主体多系车险从业人员，长期接触定损、理赔流程，熟知维修、保险理赔的有关法律规范的特点，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溯源治理，向公估公司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大筛查力度、完善调查机制。与行政监管部门就汽修行业法治宣传教育、行业协会治理等多方面达成合作，联合实地巡访重点汽车维修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多家汽车维修公司开展防范保险诈骗法治宣传，促进汽车维修行业合规经营。

本案被告人注册大量的银行、第三方支付等账户收取钱款，之后归集到平台公司的账户内，利用该账户内的资金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实时在线支付结算服务（通常被称为“第四方支付”）。被告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以平台模式接入第三方支付机构，并通过控制的大量银行账户在短时间内快速流转资金，在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形成“体外循环”，成为违法犯罪资金的输送通道，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检察机关依法认定王某等10名被告人构成非法经营罪，严惩支付结算黑产犯罪。

（二）运用大数据资金穿透技术，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本案被告人为了满足收款客户实时结算需求，由平台先行垫付资金后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结算，资金在大量公户和私户之间密集流转，给溯源查明支付结算金额带来障碍。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加强会商，运用大数据资金穿透技术，厘清海量资金流转过程，筛查出资金归集的关键账户，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计，最终查明被告人操作账户转账全过程，准确认定支付结算金额。

本案犯罪分子以保险金为目标，诱导投保人退保后投资虚假项目，给投保人造成投资款和保险收益的双重损失，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并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该类犯罪手段新颖、针对性和隐蔽性强，案件办理难度大。检察机关及时启动技术人员同步辅助办案机制,从海量数据中梳理出资金流向、“话术”脚本等关键证据，核实非法集资公司项目虚假性，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治罪与治理并重，防范金融领域叠加风险

犯罪分子以所谓保单信息为“敲门砖”，使用“话术”冒充知名保险公司，利用部分保险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不足，难以抵御高收益诱惑的心理，引发“退保+非法集资”叠加金融风险，社会危害性较大。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从个案办理延伸至类案监督，提炼该类犯罪的特点及防范要点，通过编发《金融检察白皮书》、发布警示教育微电影、普法讲课进社区街乡等方式，提醒保险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要轻信“退保理财”，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内幕交易犯罪隐蔽性强，交易人与信息泄露人达成攻守同盟、企图逃避处罚的情形时有发生。本案中，马某某拒不供认犯罪事实，且缺乏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内幕信息传递，系典型的“零口供”案件。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内幕交易罪的构成要件和证据运用规则，强化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固定与比对分析，通过间接证据构建完整证明体系，充分证明马某某内幕交易的犯罪事实。

（二）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助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内幕交易违反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管理秩序，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资本市场健康稳定。检察机关在依法从严打击“零口供”内幕交易犯罪的同时，能动履职推动资本市场治理，连续两年发布《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建设手册》，创办“券事检语”宣传品牌，积极开展证券犯罪预防法治教育，助力形成崇法守信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投资型”网络传销犯罪不仅具有传统传销犯罪的特征，还利用所谓“投资”获利噱头和信息网络技术，传播速度快、犯罪成本低、波及范围广，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检察机关从是否存在真实销售行为、平台盈利来源、会员层级关系、资金占有使用等方面审查甄别，查明该平台以“手续费”名义变相收取“入门费”，不以真实“字画”交易为目的，具有欺骗性；通过拉人头、设立层级的方式，人员呈现金字塔层级关系；以参与人数和层级作为返利依据，依法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

（二）强化溯源治理，推动建立一体化防范格局

当前，网络传销组织者试图以投资、理财等方式营造参与人自愿投资的假象，且规避法律规定，隐蔽性强，根除此类犯罪需强化协同治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建立传销犯罪案件定期会商机制，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协调，移送涉传销人员名单并建立信息台账，强化行刑衔接。开展“以案释法”等普法宣传，揭示传销犯罪的运作模式及其严重社会危害性，不断提升公众对该类传销犯罪的辨识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打击传销活动的法治环境。

检察机关对王某某签订的保险合同进行调查核实，发现案涉保险单附加险一栏为空白，所缴保险费与主险所附缴费标准相一致，缴费对账单显示险种名称为主险。王某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投保附加险或某保险公司承诺就附加险进行承保，故法院未支持王某某诉求并无不当。但是，本案确实存在两份保险合同加盖骑缝章、投保单和保险单上记载的相关信息并不准确等问题。经研判，检察机关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矛盾化解空间。

（二）找准关键问题，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王某某认为某保险公司作为面向公众的金融机构，提供加盖骑缝章保险合同等行为具有欺诈、误导作用，引发诉讼纠纷。检察机关与王某某进行沟通的过程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事实和法律角度向王某某释明其诉求不能得到支持的原因，王某某对检察机关的结论表示认可。同时，检察机关向某保险公司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该保险公司予以接受。为解决王某某关于实现保险利益诉求的实际需要，检察机关推动双方达成解除合同退还保费的和解方案，后王某某因个人原因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实现保险纠纷实质性化解。

（三）加强风险防范提示，以检察履职助推保险业规范治理

投保单尤其是保险单上记载的信息是保险合同履行的重要依据，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供加盖骑缝章的主险、附加险合同等行为并不规范，王某某作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均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对此，检察机关建议保险公司在签订履行保险合同中，应坚持最大诚信原则，真实、准确、完整记录相关信息，杜绝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等不当行为和遗漏重大事项，及时提供保险合同并对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提示、说明，助力保险公司防范经营风险。